（原标题：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引领核心技术突破的创新高地 —— 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在“中国风险投资论坛”上的讲话）

　　各位来宾：

　　我演讲的题目是《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引领核心技术突破的创新高地》。

　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比较多的是核心技术的创新，他强调“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”，“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”。在今年的两会期间，他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，提出了“三个第一”的观点，就是“发展是第一要务、人才是第一资源、创新是第一动力”。

　　近期发生的“中兴事件”表明，我们存在“缺芯少魂”之痛，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。

　　首先我们要看到，产业和科技竞争倒逼我国进入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新时代。我会前去北京的一个权威的做风险投资研究的机构调研，他们的数据表明：我国的创业投资大量的投向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领域，对技术创新的支持不够。我国很多企业热衷于商业模式的创新，但缺少核心技术的创新。当前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，从商业模式创新转向更大范围的原创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。我们讲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，其基本特征就是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核心技术创新。

　　最近的“中兴事件”可以看出，中国的芯片市场高度依赖进口，尤其是从美国进口。有数据显示，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量高达3770亿美元，是同期中国原油进口总额的两倍多。中国的芯片市场需求占全球的50%以上，而国产的芯片只能自供8%左右，且主要在低端市场。

　　当前全国上下都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，我认为：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引领核心技术突破的“创新高地”。

　　现在世界上有三大湾区，一个是纽约湾区，即所谓的“金融湾区”，一个是旧金山湾区，就是“科技湾区”，还有一个是东京湾区，是“产业湾区”。我们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定位为世界一流的创新经济湾区。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经济规模庞大、产业体系完备、创新主体高度集聚、环境开放包容等优势，有条件、有能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经济湾区，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，应该成为我国“弯道超车、换道超车”的主赛场。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规模较大，发展速度快，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2017年，粤港澳大湾区以0.6%的全国土地面积创造了约占全国12.4%的经济总量。同时，粤港澳大湾区既有国际金融中心香港，也有中国的“硅谷”深圳，还有制造业基地广州、东莞等，产业体系完备，可贯穿技术研发到商品化的全过程。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教育与科研资源，集聚了一大批创新型国际化领军人才，形成了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。粤港澳大湾区共有170多所高校，全球百强大学，有5个在大湾区，集聚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实验室与科研机构，也集聚了一批高层次的科研人才。统计显示，近五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总量已经超越旧金山湾区，而且差距在逐渐扩大。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设施逐渐互联互通，这将有利于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。此外，粤港澳大湾区“一国”是靠山，“两制”是特色，有利于实现内联外通。

　　深圳是国内最好的创新型城市之一，将可以和硅谷比肩，应该成为创新型经济的“龙头”、“主引擎”、“领头羊”。改革开放40年来，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创新之都。2015年深圳提出要“建成国际化创新型城市”，努力打造国际创客中心和创业之都、创投之都等新的发展目标。风险投资论坛已经移师广东14年，有13年在深圳。2004年深圳风险投资类机构仅100多家，现在已经三四万家。全国排名前十的创投机构中深圳有五家，深圳的创投基金和项目等占全国的近三分之一。

　　同时，深圳拥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，制造一个机器人，在硅谷集齐零部件需要一个星期，而在深圳只需一个下午，且成本相当于硅谷的1%到5%。深圳还是一座拥有350多家上市公司的城市，是大陆拥有PCT专利最多的创新型城市。在创新创业人才方面，深圳有“海归系”，有8万多海归人才；有“孔雀系”，大量内地科研人员到深圳来创新创业；有“深商系”，还有从大企业内部裂变出来创新创业的“裂变系”。多年来，深圳一代代创业者高举创新大旗，有“80后”的华为、“90后”的腾讯、“00后”的大疆、“10后”的光启等。

　　深圳应该成为大湾区创新“主引擎”，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讲，粤港澳大湾区的龙头是深圳，再过十年深圳会超越硅谷。诺奖得主罗伯特·席勒认为，深圳已跻身创新创业的“第一梯队”。

　　下面我着重讲讲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推进核心技术创新的六大举措。

　　首先，要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进产学研用的深度整合，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创新源头上的作用，打造“研发—转化—生产”良性循环的创新产业链。粤港澳三地在基础研究、科技成果转化、科技服务与产品生产方面各有千秋，资源互补性很强，产学研用合作的空间很大。大疆是粤港澳产学研用深度整合的典型案例，其无人机的核心技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，公司诞生、成长在深圳，通过产学研用合作，成功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。目前，大疆的无人机产业在深圳、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　　第二，要充分发挥科技型大企业的“龙头”作用，强化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、研发、应用的主体地位，实现大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。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，大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大企业获取创新资源能力强，是产业技术进步的策源地；研发实力强，是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科研成果转化的主力军。众多世界级企业是美国强大科技创新实力的重要支撑。2015年苹果、谷歌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脸谱五大科技公司市值超过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，2017年上述五大科技公司总市值超过3.3万亿美元，约为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.3倍。我国的华为在技术创新方面做得比较好，近十年研发投入累积超过3130亿元，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达8万人，占员工总数的45％。华为海思跻身全球前十大芯片设计公司，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麒麟芯片。同时，大企业也是辐射带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，是新创企业的黄埔军校。腾讯、华为、联想、百度都是裂变式创新的典型代表。据了解，腾讯目前已在全国30个城市建立了众创空间和孵化平台，有超过600万创业者在平台注册，该平台先后孵化了30家上市公司。

　　第三，要实行开放式合作创新，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“两条腿走路”，统筹利用世界优质科技创新资源，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。“中兴事件”发生以后，引发了一系列争论，有人主张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，还有人说我们要像研发“两弹一星”一样发展我们的芯片产业。我们不能用封闭式的办法发展我们的芯片产业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，绝不能关起门来搞，而是要聚四海之气，借八方之力。我们国家的高铁实现了技术的突破，最开始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。我们的三峡工程也是先通过引进技术，然后消化吸收，最后实现国产化与自主创新。还有我们的核电也是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主创新。

　　芯片产业离不开全球的分工合作。昨天晚上我跟华为与中兴公司的同志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把“长板”做长，要形成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开放格局，形成“反制”能力。大湾区连接国内国外两大市场，具有联通内外、海陆统筹的区位优势，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，有利于融入全球的创新网络。现在深圳的企业布局全球市场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，并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“点赞”，吸引了大量创新资源集聚，比如现在深圳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科学实验室达到5家。加快科技创新，推动芯片产业发展，一方面要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，参与国际科技合作，另一方面要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，不断提高核心技术竞争力，最终实现自主创新。

　　第四，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，加快形成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和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，实现“人尽其才、才尽其用、各得其所”。“人才瓶颈”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，因此我们要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宜居宜业宜研的环境，现在不仅要引人，还要留人、用人、培养人。我们一定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，就是要营造“创业能致富，创新致大富”的环境，构建创业、创新、创富的“金三角”。华为股权激励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激励机制留住优秀研发人员的例子。科技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才流失，靠股权激励，能够形成一个“金手铐”，留住大量的优秀人才。

　　第五，要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，发挥香港资本市场的独特优势，完善面向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实现技术与资本的有效对接。香港能为大湾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融资平台，截至2017年，已经有1000多家内地企业到港交所上市，市值占港股市值三分之二。近期港交所提出了IPO“新政”，大力支持内地企业，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到香港上市，这和美国的纳斯达克支持创新的相关政策很像。我们认为，这个“新政”能极大地支持内地的创新型企业上市融资，例如近期小米将赴港上市。

　　第六，要促进人才、资本、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，搭建一批具有开放性、集聚性和前瞻性的核心技术创新合作平台，优化技术创新生态体系。硅谷凭借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，聚集了各种创新要素，取得了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。因此，粤港澳大湾区也应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合力打造多主体联动、要素充裕且流动自由、制度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，协同推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。

　　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，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推动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“创新高地”。我刚才讲的六条，总结起来就是“三大两高一完备”。首先要有大学，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产学研用创新链中的作用，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，是因为有世界一流的大学，比如斯坦福大学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；二要有大企业，特别是高科技企业，核心技术创新要以大企业为主体；三要大开放，通过开放合作创新，当前，不能封闭起来搞创新；四要有高端人才，特别是要健全高端人才的激励机制，我们的芯片之所以发展不好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事芯片的人才收入太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正向激励；五要有高效的资本市场，特别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创投；六要有完备的创新生态体系，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到：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，但我们必须有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豪情。对冲技术创新高风险，一定要有金融创新，创新始于技术，成于资本，要打造创业、创新、创投联动的“铁三角”。当前政府在风投方面，一定要多减税、少补贴；更多靠市场化和法治化，少行政干预；疏堵结合，多“疏导”，少“围堵”；多稳定预期，少应急多变；避免陷入“一放就乱、一管就死”的监管怪圈。

　　减税一定要科学合理。刚才明金主席也讲到了，现在政府准备减税，比如近期出台的“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，可按照投资额的70%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”的税收优惠政策。但是在减税的问题上，我们一定要针对创新“九死一生”的特性综合考虑投资人盈亏收入来减税。在这方面我们的税收政策要更进一步改进。

　　风投机构一定要走出同质化，坚守差异化；走出多元化，坚守专业化；戒急功近利，坚守长期化，更多关注早期；戒单打独斗，坚守协同化，风险投资最大的特点就是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；找好“风口”，慎重判断科学化。

　　我们的天使投资和VC/PE需要转型，要从主要支持模式创新，转向更多支持技术创新，特别是核心技术的创新。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，是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大转变。

　　我的演讲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！